云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四川有座离娘山，云南有座回头山。意即四川人一旦外出，常常在外安家落户不愿回家，而云南人无论外出求学或者外出打工，到头来还是会回到家乡。
回头山坐落在云南玉溪市江川县，山高不过百十米，山顶有佛寺藏于青松翠柏间。1985年8月，一位母亲带着刚刚初中毕业的儿子爬上了这屋后的山巅，虔诚地点上了三炷香，从此，这位以全县前五名的中考成绩考入江苏常州轻工业学校（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塑料成型工艺及设备专业的玉溪籍青涩小伙，便有了“一生三回头”的经历，最终成为了“中国农膜大王”。
一．见到当年的老师，他手舞足蹈，念念不忘常州话“阿寺嘎”
毕业生见到母校来人，常常会过于兴奋，何况我们是千里迢迢赶到云南玉溪市，何况他们中有的毕业生已经几十年未见老师一面呢！
三位校友为我们斟上53度的白酒，说是高度酒不可能掺假——就像他们见到几十年前的任课老师，流露出的都是不掺假的真性情。
几杯酒下肚，本文的主人公话越说越兴奋，这位高个子男人乐得像小孩一样，面对当年任课的戴伟民老师不断“恩师”、“恩师”地敬酒，然后伸出指头把当年的任课老师一个个排了一遍。接着烟瘾上来了，他双手拎起身边约50公分长的云南水烟筒，将一根玉溪牌香烟掐掉过滤嘴插到水烟嘴上，咕噜咕噜吸起来。然后大踏步走到他的团队中间，边吸水烟边将手指剪成一个“V”字：“倪老师，给我们来一张！”之后又兴奋地回忆常州话是多么地难懂，在常州上了4年学，只听懂了一句“阿寺嘎”。经他这么一提醒，另两位校友就“阿寺嘎”“阿寺嘎”地说起来，弄得大家忍俊不住一阵大笑（“阿寺嘎”，常州方言，意“是不是啊！”）。
“倪老师，给我们来一张！”
这就是靳（jìn ）树伟，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一个28年前刚进玉溪市第一塑料厂（公司前身）曾被人喊作“祈树伟”和“斩树伟”的人。
靳树伟，1967年出生在玉溪市江川县回头山下，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家庭的贫困，让他长吁短叹。兄妹五人跟父母住在20平米的木阁楼上，阁楼中再搭阁楼，弄得他们晚上睡觉坐在阁楼上都直不起腰。楼下村民经常因为楼板的晃动或者楼上菜汤不小心滴到楼下而找上门来吵架，每当这时，靳树伟心中就升腾起一个“远大理想”——好好读书，让父母住上大房子。
靳树伟读书聪慧，几位老师研究半天也做不出的数学题，找他做，十几分钟一定解决。他就读的初中实际上仅仅是乡村小学附设的一个初中班，没想到他能够一飞冲天成为乡村学校的金凤凰。小学校长激动不已，送来了60元奖金和开学报到的路费。家徒四壁，家人拥挤，老校长坐在放着煤油灯的桌子旁，右手颤巍巍地从裤子口袋里往外抠钱。这一幕让靳树伟心里有一种崩溃的感觉——父老乡亲啊！
家乡的贫困和父老乡亲的情意，让他无法拒绝母亲带他去回头山敬香的要求。
二．两个声音或远或近的呼唤，让他一生“三回头”
当我们到云南采访时，坐在我们面前的靳树伟已年过半百。在这半百的岁月中，始终有两个声音或远或近地呼唤着他：一个是故乡，一个是专业。
常州是轻工业发达地区。1984年和1985年两年间，云南省先后有6名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作为云南地区的委培生进入常州轻工业学校学习塑料专业。1989年，经过4年专业学习专业训练的靳树伟耳边回响起回头山的呼唤，背起行囊回到了玉溪市第一塑料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回头”。
然而靳树伟并不安分。云南玉溪是云烟的故乡——红塔山上，红塔巍巍耸立；红塔山下，树立着“山高人为峰”的著名刻石。早在学生时代，靳树伟就发现了这里面的商机：一条红塔山香烟，玉溪9元，到了常州竟然可以卖20元！于是后来每次开学，他都要带两条烟到常州市小营前市场卖给小贩赚回路费，最多的一次他携带了40条。他还将云南回族几毛钱一把的小刀贩运到常州卖五六元一把。很快，他成了班级的“富翁”，竟然有条件购买400多元一台的星球牌收录机放在宿舍“蹦嚓嚓”“蹦嚓嚓”地放歌。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56元，自己跑一趟常州就能赚来十个月的工资——于是他又开始在云南和常州之间来回，单位工作暂时被搁在了一边。
靳树伟每天围着玉溪的红塔山快走两万多步
“其实携带刀具和香烟是违规的，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管他违规不违规，有钱赚就做。”靳树伟咕噜咕噜抽着水烟，沉浸在回忆中。
后来母亲找上门来了，千叮咛万嘱咐的。算了，还是回头做自己的专业吧。靳树伟第二次“回头”了。
第三次“回头”，那是在工作了几年之后，玉溪市开办了第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靳树伟有幸被选中进班学习。在这被称作玉溪市“黄埔一期”的学习班里，靳树伟始终在“从政当官”还是“搞专业搞企业”之间摇摆。
然而，他第三次回头了。这第三次回头，让靳树伟彻底皈依了塑料专业，不仅做大做强了塑料企业，而且发表多篇塑料专业论文，成为云南省农膜专业委员会主任和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其实，靳树伟到工厂才几年，在塑料行业就已声名远扬了：方圆一两百里的塑料企业都来找他。他在校时专业知识学得扎实，钳工、电工实训时手上的血泡都硬化成了老茧，加上企业的几年实践，为人修理注塑模具，解决各类技术问题，基本是手到病除。有家塑料厂折腾了半年的问题，他担任技术顾问一个多星期就解决了。他同时担任4家企业的顾问，每家企业每月给他几百元；有家企业甚至因为他临时为他们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一次性给了他2000元劳务费——要知道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切给了他信心，他再也无法摆脱塑料行业、塑料专业的魅力。
看着眼前这位又开始咕噜咕噜吸水烟的回头山下的“土著”居民，我在想：如若不是他一生“三回头”，也许坐在我面前的就仅仅是一位厅处级干部，“中国农膜大王”又该到何处找寻呢。
三．贷款300万，他摸着良心买下了别人不想要的股份
靳树伟，24岁任厂长助理，26岁任厂长。2002年，属于大集体性质的玉溪市第一塑料厂进行股份制改造，一个变集体资产为个人资产的良机摆到了靳树伟的面前。面对现成的资产，身为厂长、掌握着话语权的靳树伟能抑制住心跳吗？
企业资产评估后，按照每股3元配送，个人出1元购买，每股净资产4元。虽然出1元就能获得4元的净资产，然而由于企业前途未卜，这股份就像烫手的山芋，很多人急于转让，连老厂长都想出售手中的股份。
基于对塑料专业、塑料行业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信心，靳树伟想控股。但是，他提出购买份额的多少只考虑工龄的长短，不考虑职位。这样一来，靳树伟虽身为厂长，却由于工龄短，很难拥有更多的股份。
掂量再三，他毅然贷款300万，承接大家不想要的股份——当然，此时就不是1元1股了，而是4元。
股改至今15年过去了，没有举报，没有游行，没有上访，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使得他们的股份制改造成为玉溪市最为成功的案例。玉溪市多次邀请他上台跟企业主作报告介绍如何平平安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靳树伟一次次推脱，因为他觉得自己一开口，台下会有很多人听着不是滋味甚至背脊冒冷汗。
“你当时身居厂长之位，为何不按照职位高低配送股份呢？”我问。
“如果我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多占股份，面对那么多工龄几十年的老职工，我良心不安呐。”靳树伟抬起头来，眼光透过窗户，遥望起滇中的山水——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缕几乎透明的白云正从山腰飘过。
靳树伟是企业家，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他绝非唯利是图，就像他吸烟总是喜欢吸水烟，尼古丁通过水的过滤会消除大半，以至于不抽烟者接近他，也闻不出他身上的烟味。
棚膜覆盖种植
地膜保水保温防止病虫害
烤烟地膜覆盖种植
四．认亏50万，却打开了浙江人的农膜销售市场
汽车行驶在从玉溪到昆明的高速公路上。青山连绵不绝，白色的云块堆积在远山的背后。一路上，不断有覆盖着农用薄膜的种植区，以其银白的色彩迎接着我们，遥看疑似一片湖水。
农用薄膜分棚膜和地膜两种。大型的种植区，几百亩的棚膜铺天盖地，鳞次栉比，让人联想起项羽40万大军屯兵新丰鸿门的气势。地膜则薄如羽衣，最薄的只有0.005毫米，农民铺膜时，微风一吹，自有一种“风吹仙袂飘飘举”的浪漫。
然而农膜市场却风云变幻看不到这种浪漫。
地膜覆盖在土壤上，保温、保湿、防虫，将大大提高烟叶、蔬菜、花卉等农作物的产量。然而要农民认可谈何容易！耕读传家几千年，没听说过给土地穿一件透明的雨衣会提高产量的。靳树伟他们就走村串户进行科普，将地膜送给村里人免费使用，于是销量开始增加。
但不管怎样，来云南搞种植的浙江人就是不认可靳树伟他们的旭日牌农用薄膜。
2006年，一群浙江人来到昆明东川种植大棚西瓜，40多亩地需要80万元的货。由于东川地区高温高热，半年后大棚出问题了：棚膜提前老化。本来已经根据质保协议双方约定各承担一半损失，靳树伟董事长赶到现场，主动提出承担三分之二损失。他们根据东川紫外线强度调整了技术参数，为他们提供了新膜。这一笔交易，靳树伟他们损失了50多万。
然而50多万的损失，却展示了诚信，换来了信任，浙江种植户的农膜销售市场从此向他们打开。
靳树伟绝不是独自飞翔，他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队
云南，山重水复，3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对平缓的山区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这比例就像市场经济大潮下企业的生存比例，2002年，玉溪市红塔区与靳树伟他们一起改制的企业共有83家，而今存活较好的不到10家。2008国际金融危机，迫使行业大洗牌。从加拿大上船的树脂16，200元1吨，等到船靠码头，价格跌成了7000元1吨，公司一个月亏损了600万。等到树脂跌至6，800元，靳树伟咬牙抄底大量购进。广州一位同行因绝望而跳楼，靳树伟他们却抄底成功。
公司有几百万应收款回不来，靳树伟带着人马外出追债，跋山涉水几个月，最终还是有200万元追不回来。他一声叹息：“就当是做了产品广告吧！”
其实，靳树伟的旭日牌农膜从来不做广告，因为云南农民有一条信念：凡是做广告的，都是卖不出去的假货。
五．他的绰号，缘于令人拍案称奇的过敏性体质
靳树伟的体质从小就过敏，早在常州求学时，就曾因为过敏无法参加期终考试提前回家。去山东没几天，因过敏而赶回玉溪；到哈尔滨会议没有开完，就急急赶回玉溪。甚至到了西双版纳、德宏，他都待不过一个星期。究竟什么原因过敏？不知道。而让人拍案惊奇的是：一回到玉溪，他就不药而愈。云南多野菜。多野生菌，但是只要是在玉溪，他吃什么都安全，甚至各种昆虫做成的菜，他不管怎样胡吃都安然无恙。
莫非靳树伟是专为玉溪生的？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家乡宝”。
是的，儿时的贫困体验，让他时刻心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玉溪百姓。
他向所在企业380名员工承诺：只要你们不主动离开，我保证让每个人做到退休不会下岗。
2002年改制时，有位工作能力较弱的员工自命不凡想离开工厂另谋出路，靳树伟考虑到他出去很难生存，加上妻子没工作，小孩也小，就动员他留下，安排去看管宿舍，最后帮他顺利退休拿到了社保退休工资。
社会医保报销范围窄，程序复杂，靳树伟则提出职工医保范围之外的医疗费一律报销，动辄报销几万。甚至职工家属重病他也不袖手旁观，除了号召大家捐款外，自己也是几万几万地抚慰。我电话采访一位受助的职工家属，这位被靳董事长从生死线拉回来的职工家属说着说着竟哭泣起来，不断重复一句话：“他们老大是好人！他们老大是好人！”——“老大”，是公司上上下下对靳树伟的称呼。
这一份份情谊，温暖的何止是受惠的几个家庭，全公司380名员工的心都为此变得柔软。他扶危济困，捐资助学，捐款救灾，每月为当月生日的职工举行生日宴会，兴趣一来便高歌一曲，让歌声如涓涓细流滋润职工的心田。公司除了设职工宿舍让倒班员工休息外，还派专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多年来始终没有中断。
靳树伟的确是为家乡玉溪生的。他的过敏体质让他无法离开玉溪，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农膜销往西南各省甚至远销缅甸、泰国、老挝。
六．“中国农膜大王”的称号为何偏偏落在他的头上
自2002年企业改制至今，靳树伟执掌的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停止了其他所有塑料制品的生产专做农膜，销量稳步提高。2016年销售了43，000吨，若铺展开来，可以覆盖4个香港。单是西瓜棚，最多的一年他们销了5，000吨。他的农膜规格达1000多种。在全国农用薄膜行业中，就单体企业（同一个生产经营场所）而言，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产销量最大，靳树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农膜大王”。
靳树伟的工厂地处玉溪的九龙开发区，工厂门面就像他平时穿衣那样简朴。走进车间，塑料粒子加热后被吹成一个个直径两米、高几米甚至十几米的巨型气泡，当气泡中空气消失变成各种颜色的农膜成品，又一片片地从高高的机架上瀑布似的挂下来。成品车间，一捆捆旭日牌农膜堆成各种颜色的小山。
农膜车间
塑料粒子加热后吹塑成型变成农膜
仓库中的农膜堆成了小山
“中国农膜大王”的桂冠为何偏偏落到这样一位不做广告、穿戴简朴者的头上？在几天深度采访之后，原因变得清晰起来：
他有战略眼光，有胆识有魄力。“他的有些动议刚刚提出时我们不一定认可，但是两三年以后，证明他都是对的。”总经理王明显如是说。
他积极吸引人才，云南省的塑料专业人才，有一半在他的麾下。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云南共有6名塑料专业毕业生，有一半在他的企业。一个好汉三个帮，靳树伟绝不是独自飞翔。
他注重科研，以科研保质量保销售。他公司建有玉溪市功能性农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而每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区域，他们都要查找当地的气象历史资料，现场测量光照、气温等参数。他们还多次邀请母校的专业老师到厂指导研究农用薄膜的降解处理工艺。
他善待员工，关注弱势群体。这使得他们的员工都不愿离开，忙并感动着、快乐着。
这一切，使得靳树伟的管理理念——“有制度的无制度化管理”得以成功实施。靳树伟认为：一个企业没有规矩不行，但过严过细的考核标准不仅难以制定，而且容易把人管死，使队伍僵化，失去活力和创新能力；工作中出现问题，尽量用谈话等方式沟通，以化解矛盾化解问题。他提倡“有人负责我服从，没人负责我负责”的企业主人翁精神。多年来，他的企业基本没有考核，但令人惊奇的是，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农膜产销量逐年提高。
——多年的经营，靳树伟成功构建了“有制度的无制度化管理”这样一种人性化管理文化，由此形成了合作、和谐、共赢、共荣的氛围，从而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位“中国农膜大王”。
就在本文即将收笔之时，靳树伟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去美国了，昨晚乘飞机回到了玉溪。听着他欣喜的声音，我又想到了那个回头山的传说。这传说虽说有点不经，却滋润了我的文章，也温润了电话那头主张“父母在不远游”的“中国农膜大王”。
原任课老师戴伟民与公司的三位84、85级塑料专业校友合影（左1为刘建福，右1为钟士荣）
所属系部：轻工工程系
班级：塑料成型工艺及设备851班
班主任：周大农
